如何看待北大教授姚洋表示「未来 30 年内中国世界工厂地位都不可能被印度越南取代」？

@司马懿 老师写了越南，我也写下印度，顺便补充一下越南和孟加拉国的情况。首先先从中国目前主要的经济问题入手，然后谈谈为什么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不可能取代中国制造，最后谈谈这些新兴国家的发展前景。

姚洋为什么说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很难被替代？

姚洋发的视频里面，大概是三个依据，分别是产业替代不会这么快、我们有产业升级、目前的产业地位是我们努力得来的。第一个司马懿老师也说了，这个很显然是事实，而第三个没必要讨论，而最关键的是产业升级到底有没有呢？

中国的产业升级并未弥补经济成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

从供给侧看，产业升级确实是有。通讯信息类（ICT）资本投入和知识创新确实是有大幅度提升，大概比十年前翻了一倍，大概从过去拉动1%的GDP增加到了2%，说明现在发展质量比起十几年前的粗放式发展好多了。

但是这没法扭转整体技术进步的下滑，剔除了技术创新的TFP增速大幅下降到1%，即使是加上知识创新，也就是稳定在2%左右。也就是说产业升级中的知识创新部分，并不够成功，中国并未转向蔡昉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经济体”。而通讯信息类资本存量增速是通过资本投入带动技术进步，本质上来源于投资，这部分增长也不足以弥补传统基建、房地产投资下滑的损失。

总结一下：产业升级严重依赖于通讯信息类产业，以增加资本投入为主，而知识创新的比重确实也有大幅提升。与之同步发生的是，剔除这些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下滑，产业升级并不能扭转技术进步放缓的趋势。而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依旧是投资，单纯看固定资产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投资所贡献的GDP从过去的40%进一步提升到60%。高善文：房地产市场面临转折，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将显著提高未来10年A股回报能力

而高善文的一篇文章，也指出了：

但是在当下的绝对水平上，低增长组仍然比高增长组高出差不多10个百分点。如果我们以此作为评判的标准，可以说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年中国工业结构经历了快速的转型，但现在仍然是由传统产业来主导的。
十年之前存在着一种广泛的观点，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将是向着高端制造业，比如汽车、工程机械、数控机床、精密仪器等方向，因为历史上其他经济体的转型是朝着向上述方向，但以截至目前的中国数据来看，这种情况似乎没有出现。
在中国的转型历程之中，以行业出口交货值占比的变化来看，中国的产业升级大约有70%发生在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领域（以下简称电子制造）。

所以中国面临的情况是：中国结构的转型并没有向上述高端制造业大幅前进，并且以传统产业为主导，但是在电子制造领域出现明显产业升级，沿产业链往上爬升，这对应了前文所述通讯信息类产业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产业肯定是害怕后来者的阻击。

当下中国经济的主要挑战是金融风险，而不是产业外流

当然姚洋也说了，这种产业转移会是非常缓慢的，缓慢的产业转移和过快增长下滑相关性不大，现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部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过快下滑。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产业外流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而这二十年中国经济改革力度有限，加上改革边际效应递减，像是最近十年的大规模国进民退，都产生了副作用，这都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拉不起来了。现在还讨论这些已经没太多意义了，更重要的是避免再次快速下滑。

在过去几年中，投资绝对贡献的GDP仅仅下降了1%，这背后是巨大的信贷杠杆带动的增长。在日韩等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往往打造集中式金融，以格申克龙事实的信贷模式推动增长，金融业随着信贷扩张而日益庞大，必然会去中心化的吸收资源和扩散风险，最终酿造严重的金融危机。

因而在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中，强调日本企业竞争力并未在90年代大幅下滑，但是却以负债最小化而不是扩张为经营目标，最终漫长的去杠杆拖累产业和企业竞争力。

中国过去几年的稳增长，同样积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如果爆发了，那么在漫长的去杠杆中，现在已有的产业升级或者产业竞争力都会大幅衰退。

从紧迫性来说，产业外流也不是很着急的考量，紧迫的是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防止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的增速再次下滑。

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是当下增长前景最好的新兴国家，但是制造业都较为有限

那印度和越南是什么情况呢？ @司马懿 老师做了越南的介绍，做一点补充。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是目前经济成长最好的新兴国家，大概都是7%的增速。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历史上只有13个经济体维持了25年以上的7%高增长，加上这三个国家，也就是区区十六个而已。

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很大的区别，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制造业比重很低，大概都不到20%，过去二十年平均值都只有15%。

可想而知即使是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也不会达到中国的高度。中国在2000年后的“世界工厂”地位，主要是作为消费品的世界主要供给国。像中国到现在，也能供给世界大概60-70%的冰箱，在绝大多数消费产品中，中国都是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产能。因此这个地位是不会被取代，也没有国家能取代了。

当然这种庞大产能的外流也是不可避免的，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劳工成本必然也会大幅提升。

中国的制造业如果中国想要发展到发达国家水平，那么一个制造业工人要创造5-6万美元的高产出，这是很难靠出口消费品来做到的，那自然会外流到其他国家。

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的制造业结构

总量看完了，从结构上来看，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的制造业结构是有巨大的区别。印度是以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越南是以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孟加拉国的制造业高度集中于纺织业。

印度产业以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产业弱，产业创造就业能力差

由于印度国内存在严重的制度阻碍，尤其是劳务市场监管的落伍和复杂，使得劳动成本过高，产业和企业竞争力差。印度虽然劳动力过剩，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发达。但是印度本国的市场非常庞大，经济增长是消费驱动型，内向型产业较为发达。

尤其是靠庞大资本市场以及消费市场保护堆积出来的巨型企业，可以克服劳动成本过高的障碍，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因此在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非常有优势。

而主要劳动法律在1970年后停止出台，70年代后崛起的服务业企业，免于被严苛的劳务法管制，这导致印度服务业出口具备劳动密集型特征。林毅夫称：“而印度的增长则依赖于在呼叫中心、编程及业务流程服务中的专业分工，这些领域是信息产业内的劳动力密集型活动。”。当然这些信息出口也受益于印度国内庞大的过剩大学生供给，也有技术密集型特征，这为印度近些年来的软件业“产业升级”为互联网产业奠定了基础。

根据Arvind Subramanian的划分，印度出口中最大的一部分是高技术服务业，同时有1/4来自于高技术制成品出口，以农产品和矿产品为主的初级产品比例大幅削减。

即使印度制造业比重一直是15%，并且出口有巨额逆差，但是出口集中于创造较高价值的部门，进一步通过溢出效应，带动其他服务业增长，逐步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

Arvind Subramanian的划分，一般不太常用，像世界银行一般是分成高技术、中等技术和低技术数制成品。前段时间有一个相关项目，根据我个人计算的最新数据，初级产品、传统的低技能和中高技能制成品占商品出口比重约为13%、26%和60%。

而印度商品出口和服务出口比例大概是60%和40%，也就是说根据我计算的初等产品和低技能制成品占总出口约为1/4，比Arvind Subramanian计算结果低了10%，中高技能制成品比重是35%，高了10%。再加上近40%的服务出口，印度70%的出口集中于附加值较高的产业，这在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非常少见。

越南的制造业集中于较低效率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高，但是劳动生产率低

根据越南统计局数据，越南的制造业比重是16.5%，但是制造业从业者比重是20.6%，也就是说越南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平均水平80%，存在大量低效制造业就业。

这几年越南制造业确实出现了大发展，越南制造业从业者比重从2015年从15.9%提升到20.6%，创造了300万制造业岗位。这大概带动越南制造业比重从13.7%提升到16.5%。但是创造的岗位增加值非常低，只有平均劳动生产率的60%，

而越南本身制造业就业者都超过20%了，这个比中国都高多了，可想而知最多也就是还有三四百万人（30%左右劳动力）的制造业岗位潜力，越南吸收中国产业外流的潜力被大大高估了。

而越南制造业只有四五百亿美元，但是他的出口却高达3000亿美元，绝大多数是不可能自产的，而是以再加工为主，甚至有大量贴牌业务。

从结构来看，越南出口的40%是电子制造相关的产品，而进口的33%是电子制造相关产品，是典型的大进大出，而他本国的生产和消费都非常有限，这就意味着越南电子制造产业很依赖于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并没有创造太多增加值，单单看进出口数据容易高估。

而越南出口的20%左右是纺织业相关的产品，进口是只有5%左右是相关原材料，这代表越南的纺织业确实是主要靠本地生产，并且是靠耐克的跨国公司提供销路，但是这部分增加值比较低。

因此越南制造业主要是电子制造和纺织业，创造增加值都较低，因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当然越南也有一些内向型产业发展不错，随着房地产大发展，越南钢铁产业在过去十年翻了整整五倍，人均钢铁消费比中国同期都高了一倍，但是不足以扭转整体制造业的低效率困境。

对比一下印度，印度制造业的资金密集型特征非常明显，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较高。

印度的制造业劳动力仅仅6000万，占比为12%，要比越南低了8%。而印度国内的GDP统计是不区分产业的，扣除净税补贴的GVA是区分产业的。根据印度统计局数据，2021/22财年的现价和不变价GVA中，制造业比重分别为15.5%和18.2%（印度的价格基准还是2011/12年，两者差距过大）。

因此印度制造业单位劳动力创造的产值大概是平均水平的125-150%之间，对比之下，越南则仅仅是80%。

所以印度制造业问题在于无法充分利用劳动力，无法创造就业，表现为拥有禀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发达，大量消费品需要进口。而越南则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过低，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欠发达，抑制长期发展潜力。

孟加拉国产业竞争力仅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纺织业

最后谈下孟加拉国，从出口结构来看，孟加拉国90%的出口集中于纺织类产业，剩下的出口产品也是以初级产品为主，中高技能制成品基本没有，高技能的服务业出口也不能像印度一样创汇。所以，孟加拉国的国际收支情况比印度更糟糕点。

孟加拉国比起印度的优势在于民族国家，执政党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力。像是征地改革和劳动改革，都是印度想做但是很难做的，孟加拉国在十几年前就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要好得多。

再加上孟加拉国和越南积极签订FTA，基本上把印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给占了大半，因此这两年印度也急了，开始积极和发达国家签订FTA。

总结一下，从制造业结构来说，这三个高增长的新兴国家优缺点都很明显：

1. 印度非常擅长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以中高技术制成品和高技术服务业为主，技术含量在同水平发展中国家非常高。因此，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非常高，但是创造就业非常少，无法利用过剩劳动力。
2. 越南非常擅长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大进大出、转口贴牌的电子制造为主，同时专精低附加值的纺织业，近些年来钢铁等内向型产业大发展。因此制造业岗位多、劳动生产率偏低，近些年制造业大发展强化了这种趋势。
3. 孟加拉国出口集中于纺织类产品，有技术含金量的产品基本没有，信息出口有限，国际收支问题非常严重。但是靠着改革优势和FTA优势，大幅抢占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市场。

从这种角度来说，去印度做投资很困难，他做得好的企业都是有壁垒的，很依赖于政治，做的不好的制造业都是竞争性的。所以印度政府要解决问题，就要解决市场开放和企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

越南就基本相反，竞争性产业做得很好，不过面临高端产业的升级问题，很容易被外资限定在低价值链的水平上。所以越南政府要解决问题，要尽量吸引更高水平的外资企业，同时鼓励国内公有和私有企业都提升效率。

谈下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的发展问题，城市化、劳动力、资本等各个要素的情况

虽然疫情前这几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还有7%，但是疫情都会导致增长损失，可能已经降低到6%多点的水平，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提振潜力。

首先谈城市化问题

• 目前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城市化率都不到40%，处于中国90年代水平，而中国城市化大概完成于2030年，也就是说这三个新兴国家城市化进程依旧会持续约40年：

根据东南亚多国经验，如果出现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结构性变动，会导致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到最低4%，也就是说这三个国家在城市化完成前，大概有最低每年4%的增长潜力
不能错误的拿停滞的拉美作为比较，拉美进口替代推动的高增长开始于1950年代，而巴西1950年城市化率为36%，墨西哥为43%，之后拉美国家还依靠城市化带动增长了二三十年。
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的经济增长还处于赶超阶段的前半段，即使遇到严重经济危机，这个发展过程也会持续到城市化完成。

• 越南和孟加拉国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每年城市化率提升约0.8%，这种城市化会带动至少十几年的中高速增长：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一旦城市化率超过30%，城市化增速会慢慢提升到1%，目前越南和孟加拉国正处于这个状况。
非农就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农业就业的4倍，所以理想情况下1%的城市化增速会带动3%的劳动生产率提升，这种经济增长来源于劳动力在部门之间迁徙产生的“结构变化”（structural change）。
根据东亚经验，城市化率发展到50%前后，农村无限劳动供给开始消失，出现路易斯拐点，增长模式会出现转换，经济发展可能会放缓。
所以城市化带动的经济增长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目前离路易斯拐点还有十几年时间，当然不一定能维持7%的高增长。

• 印度的城市化和越南、孟加拉国不同，城市化并未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这意味这印度发展模式将会更长，经济增速可能会更低，以超长期的中高速增长为表现。

目前印度城市化率和增速为35%和0.5%，低于越南、孟加拉国的38%和0.8%，印度并未进入高速城市化阶段，但近些年来已经提速。
印度城市化较慢，是可能来源于劳务改革和征地改革滞后，参考中国高速城市化和90年代劳务改革的相关性，可能劳务市场僵化导致的岗位不足是主要障碍。
印度目前的高增长是依赖于少数高增加值岗位，并且由这部分劳动力的消费扩散效应，带动经济增长，具有鲜明的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征。
印度目前以0.5%的城市化增速创造7%的高增长，而越南、孟加拉国则是以0.8%的城市化率创造相似增长，印度较少依赖于劳动力部门迁徙产生的“结构变化”（structural change），而越南、孟加拉国创造的非农岗位质量较差。
以城市化率到达50%为转折点，印度至少还需要20年时间，这意味理想情况下印度可以实现20年左右的6%或7%的增长。

• 考虑到路易斯拐点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城市化发展带动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像中国一样区分为两个阶段

中国在2005-2010年路易斯拐点后，经济增长大幅下滑，但是日韩并未出现这一情况，直到城市化完成后才出现增速换挡。
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三国可能在路易斯拐点前维持7%的高增长，或者6%的中高速增长
在路易斯拐点后，由于劳动力逐步短缺，有可能会像中国一样出现增速换档。如果出现类似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等，潜在增长最低下降至4%。

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的人口红利问题

• 人口红利应该是东亚国家才出现的特殊人口现象，越南确实是有明显的人口红利，而且还会持续15-20年，印度则并不明显。

根据劳动经济学研究，人口红利出现的条件是：要在30年内将总和生育率从4降低至2，如果这种人口转型要限制在20年以内，会很明显。
这背后的机制是在30年的一代人时间内，出生人口大幅度减少，而上一代劳动力又非常多，导致工作和储蓄的人口比重上升，不事生产和消费的人口比重下降。随着这一代人老去，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负债。
越南总和生育率从4降低至2的时间约为15年，有非常明显的人口红利，并且推断这个窗口期为2000-2040年，目前处于人口红利的中间阶段。
印度人口转型大概用了25-30年，应该没有明显人口红利，印度人口红利窗口期从2015年左右开始，并可能持续至2055年。由于其人口转型缓慢，人口抑制效应可能会远至2060乃至2065年。
越南的人口红利会额外带来1%的增长，印度仅仅为0.5%。

印度的教育问题

@司马懿 老师已经说了R&D研发问题，主要谈谈教育问题。印度的教育问题被国内极度高估，印度教育系统产出的各级学生只比中国多，不比中国少。而印度教育问题不在于普及，而在于教育质量低：

印度研发占GDP比重仅仅为0.7%，越南近些年来从0.3%提升至0.5%，孟加拉国最低，仅仅为0.2%，都抑制了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
印度文盲问题主要是有2.5-3亿的存量文盲，这接近于中国90年代的情况，但是新一代教育情况较好。
印度10年级以前的教育基本普及，12级的高中教育普及率约为一半，大学教育普及率大概是27%。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2000年左右大概做到80%的义务教育覆盖率，印度十级小学初中教育覆盖率约为中国2000年水平。印度11和12级高中教育普及率超过一半，约为中国2005年水平，如果考虑到印度9级教育并不算为高中教育，那么实际上高中教育普及率比中国2005年略高。
由于印度适龄教育人口更多，印度目前高等教育人口已经和中国相当，都在4000万左右。而印度高中每年级的在校人数约为1200万，已经比中国当下高了200万人。印度教育系统产出的各级学生只比中国多，不比中国少。
因此印度教育已经产出了足够多的学生，但是教育质量低，这个看PISA结果就知道了。阿玛蒂亚森的《不确定荣耀》有专篇讨论印度教育质量低劣的问题，根据相关研究，印度学生学力大概要比学级低2年左右。

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的投资主导式增长问题

从支出法来看，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的最终消费（私人加上政府消费）占GDP比重为71%、75%和76%，而越南和孟加拉国投资（总固定资产形成）分别为27%和30%。而根据不变价和现价基准，印度投资为32.5%和28.6%。
中国最终消费和投资比重约为55%和45%，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不符合中国经验。
日韩城市化分别于1970年初和1990年初完成，投资比重持续上涨，至城市化完成后开始逐步下滑
日韩路易斯拐点分别为1960年初和1970年初，投资比重分别为30%和20-25%，其实都差不多，所谓的投资不足问题被高估。
印度的投资问题在于公共投资中的基建和房地产部分偏低，抑制了城市化带动的经济增长，但是私人投资效率较高。
越南则和印度相反，拥有较为强劲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公共部门投资能力强，但是公共部门投资效率低，私人投资少且效率也相比较低。
所以印度的累积资本产出比（ICOR）大概是4.5，近些年可能提升至5以上，越南则为6乃至更高，印度投资效率较越南更高。
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投资比重较拉美国家更高，拉美国家高速增长时期投资比重仅为20%，这意味着长期潜力较拉美国家应该较高，不应该简单比较。

为什么说这些国家是消费主导型增长？

由于最终消费占比更高，经济周期体现了更明显的耐用品消费的特性，以住房、汽车为主的耐用品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2018年9月，印度非银金融公司IL&FS违约，虽然其主营业务是基建融资，但非银金融公司还往往为住房和汽车融资，这导致消费快速下滑，进而引发经济萧条。

印度和越南的贸易问题比较正常，但是孟加拉国贸易逆差较为严重

印度和孟加拉国有非常严重的贸易逆差问题，越南也仅仅保持贸易平衡，这其实对应萨缪尔森对发展过程中国际收支问题四阶段论的第一阶段，即“该国存在贸易逆差，贸易逆差由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来弥补，在这一阶段，国际收支结构为'逆差+顺差'形式”。
日本同发展阶段的历史过于久远，而韩国的数据表明，韩国高增长时期总是伴随高逆差，最多时期高达12%。
中国由于接受了大量外资投资，存在外资创造顺差的现象，但是并不会创造额外的增加值，越南也有类似现象。但是日韩国家并不存在大规模吸收外资投资的情况，因此韩国高增长伴随巨额逆差。
因此印度和越南的贸易情况都比较正常，分别接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情况，但是孟加拉国国际收支问题较为严重。

印度的外债问题不算严重，越南外债负担已经接近警戒线，孟加拉国严重依赖于外援

外债容易导致国际收支危机，进而导致长期增长潜力大幅损失，安全标准包括：外债负债率（外债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债务率（外债余额与贸易出口收入之比）、偿债率（外债还本付息额与贸易出口收入之比）、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安全线分别为20%、100%、20%和100%。
印度债务率约为150%高于安全线，其余都在安全范围内，反映了印度出口竞争力差。
越南外债负债率已经接近50%的警戒线，外债规模过高。由于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高估了出口数据，债务率和偿债率被低估，风险偏高。
孟加拉国的外债负债率、债务率均高于安全线，并且2016年来孟加拉国外债增速高达20%，风险在三国中最高。

印度近些年来的改革进展，越南和孟加拉国不懂不谈

莫迪政府目前的改革依旧集中于资本要素领域，主要改革是2017年的税制改革，但是2018年末出现经济萧条、2020年受疫情冲击，直到2021年下半年度过delta这波后才显现出现效果：

印度税制改革成功将全国各邦的间接税统一，2021/22财年增值税占GDP比重为7%，接近中国营改增后、减税降费前水平。
尽管2019年对企业和个人减税，但是2022/23财年到现在，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直接税依旧有50%左右的增幅。税制改革以及后续改革较为成功，提升了印度征税能力和经济正规化程度。
印度整体税收占GDP比重提升到20%左右，基本达到中国预算内税收的比重。但中国土地出让金比重高达8%，此外还有5%以上的社保收入，除此之外还有国企收入、公积金等社保收入，所以政府总收入超过GDP的35%，这保证中国财政实力远超发展中国家，并且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建设，印度没有足够的财力进行公共投资。
由于税收比重仅20%，印度政府的公共投资只有不到1000亿美元，也就是2-3%的GDP。印度需要进一步提升税收，一个方面是增加一些土地收入——需要先做起来房地产市场，一方面是大幅增加社保收入。

增值税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越来越明显，但没有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太多影响。以印度长期弱势的机械制造和较有优势的交通设备（machinery and transport equipment)为例，2011年至税制施行前的2016年，长期停滞在四五百亿美元。尽管税制改革后很快进入萧条期，出口也有下滑，但是该类产品大幅提升至623亿美元，疫情后超过700亿美元。

印度的银行改革，主要是处理坏账问题

银行改革是印度资本领域的另一项大改革，由于疫情影响，大概于2022年完成的银行坏账清理依旧需要两年时间，之后印度才能结束去杠杆过程，重新增加信贷资源：

2011年后印度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是坏账积累，信贷增速大幅下滑，疫情前已经低至5%。
2018年前印度已进行破产法、银行注资等多项改革，疫情前总不良贷款比例已逐步下降，目前已经降低至6%。
受疫情影响，预期于2022年末坏账降低至3%的安全范围，仍需要额外两年时间。比较积极的是，疫情中印度央行预测的坏账大幅反弹至12%-14%，也并未出现。
印度银行要在基本整理完资产负债表问题后，才能结束长达十年之久的去杠杆过程，重新增加信贷推动增长。

印度还有一些重量级改革，像是统一全国的劳动法改革，虽然说是今年各邦可以清理好本地法规，但是可能还是要继续延期。如果改革通过，可以大幅度提升产业竞争力，并且可能会提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

而另一个重量级改革是征地法改革，印度目前也进行了灵巧细碎的改革，但是集中于土地征收流程、资金募集和法规限制，并未对征地矛盾做什么改革。征地改革至少也要放到下一个五年任期了——如果莫迪还有雄心壮志的话。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天涯明月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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